我与体育统计
                                  王路德

建国初期，是全面学习苏联的时代，统计学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所以，长期以来体育学院是不开设统计课的。直到1960年以后我国体育界的老前辈徐英超教授开始恢复给北京体育学院的研究生讲统计课，但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把统计课停了。所以说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我国体育专业的学生都不学统计。因此，我也没有学过体育统计，1965年左右才从“体育报”上看到平均数、标准差的介绍。

我是为了想结合体育教学工作做一点科研，才开始系统地自学统计学。1978年初借到了北京体育学院1964年徐英超编的“体育统计”的油印讲义，我一面学一面写下详细的学习笔记。还在武汉测绘学院的图书馆里找其他资料，又学了“卫生统计学”，后来，1979年又借到图书馆新到的一本美国人写的“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认认真真地学习和写笔记，此外，还系统学习了“医学统计方法”以及地质、气象、铁路等专业的统计书。我边学习边结合自己的体育教学，用我体育课班上学生的数据做统计练习，统计计算学生的身高、体重、立定跳远的平均数、标准差、相关系数等等。

后来，又在图书馆借到一本中国科学院数学所编的“回归分析方法”，书中很详细的讲了一元回归、曲线回归，多元回归、逐步回归等。我很认真的自学，写笔记，虽然书中都是工业生产方面的例题，但是，我通过用自己手边体育的数据反复做练习，还是比较扎实的学懂了回归分析的原理和计算方法。特别是把书上介绍的表格式计算多元回归系数的方法，用我认为更方便的方法做了改进，成为没有电脑时，利用计算器手工计算多元回归方程的好方法。

凭借在测绘学院工作的有利条件，1978年上半年起我开始学习使用电子计算机，工测系吴子安老师提供我逐步回归的计算程序，我用来计算学生的体育数据。尽管当时还没有微机，庞大的TQ-16机用的是ALGOL60算法语言，录入数据和字符是用纸带穿孔的方法，操作十分麻烦，但是，我还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从图书馆借来计算机书认真自学，一有空就去上机计算，不懂的地方就找电子仪器系的老师求教，慢慢的入门了，我越学越觉得统计方法和计算机是进行体育科研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

1979年国家开展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我被借调参加湖北组工作，接触了国家体育科研所和北京体育学院参加《中国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国家课题组的科研人员，发现他们的统计水平都不高，对计算机更不熟悉。1980年我在一次各省市课题组成员讨论体质数据处理的会上讲到逐步回归方法时，大家都感到十分新奇。北京体育学院的邢文华来武汉了解湖北省体质研究进度时，专门要我给他详细讲解逐步回归的原理和计算过程，我还把自己正在使用的计算程序提供给他。当我看到国家课题组的科研人员统计和计算机也只有这样的水平时，就更加激励了我，我感到要好好努力，学得更多点、更好点。从1979年起我的学习更努力了，我一面看书学习，一面计算、做练习。从省体质调研组借来的电子计算器天天不离手。1979年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还专门去中国科学院数学所向“回归分析方法”的作者冯士雍研究员，当面请教了回归分析计算中的一些问题。

湖北省青少年儿童体质调研组分工撰写论文时，分工我撰写论文“用逐步回归方法对选材的初步探讨”。1980年10月在芜湖召开的中国青少儿体质研究论文报告会上，我报告的“用逐步回归方法对选材的初步探讨”是在体育界第一次运用逐步回归方法的研究报告，引起到会代表的极大兴趣，科教司都浩然司长也专门来听讲。报告后的当晚，哈尔滨体育学院，辽宁省体科所的代表纷纷前来访问，要求我进一步详细介绍逐步回归方法。

1980年我用与朱源葆合做的教学研究内容写了论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体育科研中的因素分析”被1980年12月全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术报告会选为大会报告。因为文中介绍的逐步回归方法，在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是首次出现。所以，引起与会者极大兴趣，大会报告刚结束，来访的代表十分踊跃，我住的房间甚至挤得站不下了，以至代表们发起，利用晚上的活动时间开小会，由我专题介绍逐步回归统计方法，辽宁体育科研所还专门带了录音机来录音。大会报告的论文，也被全文发表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学报1981年第一期（创刊号）。

1980年武汉市教育局体卫科吴磊科长提出要我给武汉市部分中学体育老师和校医讲体育统计方法时，我开始意识到，我学习统计已经不仅仅为自己应用了，要把自己学习的心得教给大家，为了不使大家失望，我必须学得很好，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到了1982年，为了准备给师范院校体育统计教师进修班讲课，我甚至还让正在上大学的儿子左力辅导我，自学了高等数学中的线性代数。

从1980年起我先后在40多次体育统计学习班上讲课。其中4次对推动我国体育统计的发展是特别有作用的：

（1）1982年华中师范学院体育系受教育部委托举办的师范院校体育统计教师进修班。有来自全国各师范大学、师范学院体育系的统计教师40多人，他们后来都成为我国体育统计教学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成了第一届体育统计学会的委员。

（2）1983年3月21日—4月7日，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委托湖北省体育科研所举办的全国体育统计学习班，有18个省市体育科研所每所派2人,加上湖北省内共80多人参加学习。他们的大部分也都成为我国体育科研系统的统计骨干。

（3） 1983年12月，国家体委、教育部在南宁举办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统计工作骨干人员学习班（100多人）。

（4） 1984年山西大学承办的全国体育统计学干训班（150人）。

后面这两个班为全国每个省市培训了一批体质测试数据统计的骨干。

1982年我正式调入湖北体育科研所后，在参加课题研究工作中发挥了我掌握体育统计知识的优势，很好的完成了课题研究的任务。

1982年我参加山东泰安召开体质研讨会，会议指出：“体质综合评价标准的制定和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目前在国内外都还是一个新的课题。”会后，我就开始运用体育统计方法，进行制定体质综合评价标准的研究。对武汉市1982年青少年体质追踪测试数据，采用了Q型聚类分析和两类判别等方法，进行了体质综合评价标准方法的研究。撰写了《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制定“体质综合评价表”的研究》。在1984年3月的全国体质研究学术报告会上，大会报告后获得好评。

会后，国家体委科研所牵头成立《中国学生体质综合评价方法研究》课题组。邀请我参加并分工负责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和数据的计算。我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请我国知名概率统计专家武汉大学张尧庭教授对指标“权”的研究做了指导后，第一次在我国体育课题研究中运用了R型因子分析的方法，计算各指标的“权”系数。

1985年起，我在体科所内的主要工作转为运动员选材。在制订选材标准的工作中，充分发挥了我掌握体育统计知识的作用。特别是我在1988年起担任全国运动员选材中心组组长后，在1990年协助国家体委科教司领导国家课题制订《运动员科学选材标准》时，改变了体育界早期的单纯用平均数加减标准差制订标准的方法。我首次提出了：用优秀运动员模式×定基比的方法制订各年龄组的标准，在用离差法计算出各年龄组标准后需要用曲线回归平滑处理等体育统计方法的建议，使得制订的标准更加科学合理。

1995年我又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制订选材标准的统计方法，指导江西省体科所开展选材标准研究。并在1997年撰写了“制订运动员选材标准发统计方法”在全国体育科学大会上报告。

2000年以后，我在安徽、甘肃、深圳、河北、湖北等省市多次讲课或指导他们制订体质测定标准、运动员选材标准时，对制订标准时应该采用的统计方法思路更加清楚了。

2020年我进一步总结了2000-2017年讲课和选材研究工作的经验后，在97年论文的基础上改写成一篇“制订体质评价和运动员选材标准的统计方法”。这应该也就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近40年中，我国体育统计方法运用于制订标准方面的经验总结。

青少年体质的横断面调查方法与纵向追综测试的比较研究，是国内从1980年就提出的研究课题，但是一直没有人做。2005年我指导深圳市南山区体质测定站对7岁学生开展了连续9年体质追踪测试。根据统计学的原理，我用各指标追踪数据年增长值的99%置信区间，检验传统的横断面调查的年增长值可靠性，计算出了体质研究中习惯采用的横断面调查方法与纵向连续追综若干年的误差。提出了用各指标年增长率的平均数+0.5标准差作为确定敏感期的临界值的方法。并用逐步回归方法对长期追踪数据计算出中国人的身高预测公式。执笔撰写了“青少年儿童体质指标9年追踪研究”。2014年课题鉴定时专家们对研究成果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本课题是用统计方法做了3项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

调入湖北体科所后，从1983年起我就结合体育科研课题的计算需要，编写体育统计的计算程序，并在工作中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其统计功能，从BASIC版到Foxbase最后改为Vasuil Foxpro版。1999年在厦门举行的全国体育统计论文报告会上，我研制的“体育科研数据统计处理系统”报告后，受到与会代表的关注，当场即有浙江、上海、郑州的代表要求购买软件。该软件从1999年到2014年共向全国20余省市的体育科研所、大学等单位推广了270多套。

2020年4月我再次对软件进行升级后，决定免费开放，提供广大体育科研人员和体育院系师生安装使用，为体育统计的发展做最后一点贡献。我在网页上公布后，5天内不断收到来信，已向22个省市的52所大学或体育科研所发去安装盘。